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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胡桶古道

「胡桶古道」（又稱「湖桶古道」），位於台北縣坪林鄉，是一條神秘幽晦的古道，當地鄉民稱之為 「幽靈古道」。

這緣起於日據初期的一場屠村悲劇事件。1897年11月，日警據報湖桶村藏匿抗日份子， 於是軍警入山圍剿，在湖桶村殺戳三天，村民或遭屠殺，或流竄逃匿。

從此之後，湖桶村散庄， 變為無人鬼域。人亡村毀，古道廢毀，湖桶村漸為外界所遺忘。然而， 「湖桶屠村事件」一直流傳於當地。近年來，登山客漸探訪此地，這條古道又為世人所憶起。

湖桶村遺址，因為這件慘絕人寰的屠村悲劇而蒙上幽晦陰森的詭譎氣氛，流傳著寃魂不散的靈異傳說。 當地鄉民相傳，進出湖桶村者，須在村前小溪洗手，否則晦氣不去，會有災難臨頭。

如今，胡桶古道已成為熱門的登山路線。從坪林鄉茶葉博物館出發，走水德產業道路至乾元宮，路程八公里， 開車約二十分鐘。胡桶古道入口位於乾元宮左側，從乾元宮出發，約一小時，可抵湖桶村遺址。 沿途有清楚的路標導引，不虞迷路。探訪胡桶古道，除了湖桶村遺址，亦可順登附近的梳妝樓、 梳妝頂、建牌崙、東坑山等山峰。

今天參加郊山團體，一行三十餘人，從乾元宮出發，探訪胡桶古道。行走於幽靜的森林，踏踩著古樸的泥徑， 我終於來到這百年前屠村事件的悲劇地點－湖桶村遺址。

圖：胡桶義民碑記（位於湖桶村遺址入口處）

湖桶村入口處，有一「胡桶事件紀念碑」，述說事件始末。紀念碑為私人所立，署名為「汐止東山老人小嬰兒」， 顯得有點詭異。

為何會是民間私自立碑？立碑人自承是：「先民義舉至今百餘年，未有崇高紀念。 吾本台民內心愧疚萬分，而撰此句長留久遠而不墜。」

碑文內容洋洋灑灑，然而寫得疏略含糊， 亦有謬誤之處。碑文內容又自述因立這紀念碑而觸法，且呼籲民眾「再接再勵，共襄盛舉，以振愛國士氣。」

原來，這位「汐止東山老人小嬰兒」於民國八十七年（1998年）八月八日，私自在湖桶村入口設立胡桶事件紀念碑， 並於湖桶村內遺址處建造「湖桶古道英烈義民紀念公園」，以黑色新穎的大理石，刻寫著金漆歌頌詩句， 又在石垣殘柱上鑲貼琉璃瓦，鑲崁著彩色照片，圖片內容為當時紀念公園完工時的祭典實況。他的舉動， 被以破壞國有地起訴。後來被法院處以緩刑，勒令拆除。但從現場情況來看，判決只是形同具文而已。

「胡桶古道」，在地方政府的觀光規劃中，已列為坪林鄉的旅遊路線之一。縣鄉政府的網站亦有圖文介紹 「胡桶古道」及「湖桶村屠村事件」。胡桶古道沿途重要叉路口，均已設置完善的旅遊指標，何以在古 道途上最重要的景點，湖桶村遺址處，卻無政府相關單位設立任何紀念碑或解說牌呢？

民間私自立碑蓋廟， 憫其心，雖一片赤忱，但在遺址處粗糙設碑，施工蓋廟，以現代石材加諸於遺址殘垣之上，卻也減損 了遺址原有的古樸肅穆氣氛。我能理解「小嬰兒」的用心，但不認同他的做法。但政府既反對民間任意破壞遺址， 私自立碑，自己卻又不盡職，不願在遺址處正式立碑或設立解說牌。原因何在？這悲劇事件發生於日據時代， 無關政治意識型態，無所爭議，政府不做，是無所謂，還是怠惰？

「湖桶村屠村事件」反映出日據（或「日治」）統治前期的殘酷事實。然而，這段歷史，似乎已被遺忘。 是否因為如此，所以政府懶得立碑，民間懶得議異，而無名小民跑去擅自立碑，卻被提起公訴。 而判刑之後，政府還是不願立碑或設立解說牌。當年，日本統治者刻意要隱瞞屠村事件的史實， 如今，我們的地方官則選擇沈默地面對湖桶村遺址。

是不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湖桶村的寃魂不散？

圖：十三溝遺址解說牌

湖桶村屠村事件發生於1897年，距今107年。

當時為日本佔領台灣的第三年，全台義軍反抗行動尚未平息， 日本總督府則採行嚴厲的武力鎮壓政策，直到1902年5月30日，南部抗日首領林少猫戰死於高雄溪州後壁林， 日本總督府才宣佈「全島治安完全恢復」。

這其間，抗日義士被判為「匪徒」而處死刑者計4,612人。 這還只是依「法」處死刑的人數，至於未經審判的「臨時處分」（如湖桶村屠村）人數則難以估計。

日本佔領台灣初期，台灣各地義軍蜂起，北路各路義軍曾於1896年元旦發動第一次圍攻台北城事件， 其間義民襲擊八芝蘭芝山岩（巖）學堂，殺害六名日本教師，驚動日本政府。 1897年5月8日各路義軍又發動第二次圍攻台北城，義軍一千餘人與日軍激戰三、四小時，戰殁一百餘人，失敗撤退。

當時各地義軍頻襲擊日警駐軍，日軍採取嚴厲殺戳的報復鎮壓方式，湖桶村屠村事件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 所發生的悲劇。1897年11月6日，日軍據報，湖桶村藏匿反抗份子，於是入山圍剿，而湖桶村適逢廟會， 外來食客與村民眾多，遭到日軍全面圍殺，屍首共埋十三溝，人亡村滅。

日據初期的殺戳史實，隨著時代久遠，漸被世人遺忘，也不存在於台灣主流人物的歷史記憶裡。 這背後固然有政治立場的因素，但實際上，也涉及到不同世代的歷史記憶問題。

圖：胡桶古道之森林幽徑 

「歷史記憶」很微妙，歷史事件雖然客觀存在，被以語言、文字、照片、圖畫、影片、藝術等媒介所記錄下來， 但「歷史記憶」本身卻來自個別生命的經歷與感受。

近年來，我頗好奇地思索所謂的台灣人的「歷史記憶」問題，不同世代的台灣人，因為時代劇烈變遷， 歷史記憶便有天壤之別。就以我們家最近這四代為例吧！

我的祖父出生於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在22歲以前，身分是中國人；22歲以後，卻變成日本人。 我的父親出生於大正十二年（1923年），在22歲以前，身分是日本人；22歲以後，卻變成中國人。 微妙地是，他們都認為自己被外族所統治，而我不免心情複雜地面對這樣的歷史記憶。

至於我自己，22歲以前，接受的國家「教育」是在承接祖父那個世代的歷史記憶、在淡化父親那個世代的歷史記憶。 至於我的下一代，女兒所接受的國家「教育」，歷史記憶的承接與淡化的方向又不同，歷史記憶的版圖又一次微妙地牽動著。 一個家庭，四個世代，經歷著不同時代的模塑。這還只是一個福佬家庭的歷史記憶而已，這塊土地還有不同的歷史記憶。

「湖桶村屠村事件」發生於明治三十年（1897年），屬於我祖父那個世代的歷史記憶。人生不滿百， 隨著那個世代生命的凋零，依附於生命軀體的歷史記憶與悲劇也隨著生命的消逝而褪去。歲月無情， 歷史悲劇會被淡忘，我覺得是一種悲哀；但歷史悲劇如果永遠不被淡忘，有時也是另一種悲哀。

「湖桶村屠村事件」經歷一百年，漸為世人所淡忘。如果同理可證的話，民國136年（2047年）時， 或許「二二八事件」也會像「湖桶村屠村事件」一樣，漸被世人所淡忘。